欲望书写的正当性，也是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。
作家史铁生曾在《病隙碎笔》中做出如此洞察：“残疾人的爱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面，最沉重的一个原因，是性功能障碍”。而残障者欲望在影视创作中的空白，本质上是对人性完整性的破坏。
在近几年的作品中，李沧东在《绿洲》对残障男女的床戏毫不避讳展现其笨拙与渴望，早早定下了情欲与残疾绝非对立命题；《小小的我》则把轮椅少年情窦初开的笨拙，化作诗集里欲说还休的暗语；而在《独一无二》中，中年恩爱的听障父母也真实地表现出了情欲——这些无疑都是对“刻板”的深度打破。
当镜头不再回避残障者发烫的指尖与潮湿的眼神，那些被磨平成符号的生命，更加血肉丰盈。
在打通普世情感这一逻辑中，社会焦虑的同等投射更是一种打通认知的重要方式，这点在香港听障题材创作《看我今天怎么说》中得到了细致的体现。
影片聚焦三位聋人青年在不同的成长条件和身体状态下，面对生活和未来不同的心态和选择。这种“入世”的创作恰恰是打通普世情感的核心，在当下年轻人于躺平和内卷的抉择中求索时，残障群体并非与这些社会痛点隔绝，相反，正因为他们的特殊，所以他们关于入世的态度更显得可贵。创作者对这一层面的聚焦，或是影片在豆瓣拿下8.5高分口碑的关键，而这种突破无不印证着，唯有看到残障者与常人共享现实中的命题，才能真正实现叙事的回归。
